只许官“圈”，不许民卖：南非与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
经济腾飞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而对人的束缚与对土地的束缚通常二位一体。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土地这种特殊资源可以确立所谓“百分之百的绝对私有权”，宪政民主国家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为公益目的、作为公共服务行为对土地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也是正常的。但是那里“群己权界”是明确的，民主体制使“公权”不会被“私用”，而自由体制下界属个人的那些“私权”（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结社自由基础上形成“集体”以及退出“集体”的权利）也不会被没收。只有“低人权......
索菲亚事件与深圳大“梳理”
早在19世纪，蒲鲁东所谓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说法就曾遭到恩格斯的驳斥。恩格斯指出：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显然，恩格斯并不认为“贫民窟”为“资本主义”所独有。
那么，“现代”即资本主义在住宅问题上真正独有的弊病是什么？那恰恰是为上流社会的需要而强拆“贫民窟&......
“城里没有贫民窟”的“奇迹”（1）：南非的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一般地讲，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的大量都市“贫民”常常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都市原有居民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其实，各国城市化中形成的“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如果他们是贫民，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而在“自由放任”国家，......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五】
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l......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四】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一
民国时期当然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我对民国经济的论述后来招致许多批评。值得辨析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战争的破坏不能与制度评价分开，民国时期战乱多，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必有的结果;二是说我上述的“民国时期最高水平”包含了伪满时期的东北，而那时东北的建设是日本人搞的，不能算在民国的账上。
对于第一点，我前已说明，那时国内的“乱......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十
“乱世”往往人口大减。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的“乱世增长”……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既是历代王朝周期的乱世景象，当然就不能说那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多灾多难”。像满清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个革命也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过完成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之功（反清）并为下一个新王朝铺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这......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
——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即便是洋务时代的极端守旧派，如陈兰彬、刘锡鸿，也非常清楚帝制的不仁不义和实行宪政的好处。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向往“飞天”的传统
过去人们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某种传统”这类话题时，往往混淆两个问题，其一是国人有没有欣赏这东西的价值观基础，其二是这东西是不是国人发明的。这两者绝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很多民族（包括我们的祖先）都有“飞天”的美术或传说，体现出人类对飞行的憧憬（即所谓价值观基础）。但你不能说他们就是飞机的发明者。......
原则上，租户权是一种契约权利，由租户和房主自行决定。但前提是国家不排除你租房住或盖棚户的各种选择。但我国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是外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棚户。国家强制，对租户的不利后果比房主违约严重得多，当然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支付补偿。
走遍全世界，我觉得那些发达国家对穷人都非常照顾，富人反而怨声载道。
住棚户只是市民权利
随着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增强，对改革的质疑可能增多，这是过去的改革方式造成的结果之一。
茅于轼先生曾说，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
城市新贫民问题之一
怎么还要剥夺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 “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村
“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的第一号对象，在我国某些地方不仅“保障”无门，连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了金边“万谷湖&rdquo......
经济观察网 记者张然 1月15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观察家年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表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但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
秦晖表示，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他说，“最近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当然引起很多讨论，我理解前辈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面临的是他可能很多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别人为他们多办一点事。”但秦晖认为，实际上无论穷人富人都有一个正......
从 “为富人说话”和 “为穷人办事”说起
前年茅于轼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引起争论：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当时有人说，无论对穷人还是对富人，路见不平就要说话，为什么只为富人说？但我想茅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觉得现在穷人富人面临的问题不同，富人 （当然，茅先生这里指的是守法的富人）的财富合法性受到质疑，需要为之辩护，以免其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人们为他们多办一点实事。而实际上，我觉得如今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个正当权利的问题，而且正当即权利 （right一词，就是 “正当的”之义，而人们有做或不做某些事的自由，做不做都是正当的，这就是 “权利”了)。别人应当为维护他们这种权利而......
来源 ：和讯网 http://news.hexun.com/2011-01-15/126815783.html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首府宴会厅举办,主题为:“中国道路:再思与重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表示,向国家问责很困难,为国家推卸责任很容易。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秦晖: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场合大家谈的都是富,但是富和穷也是任何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制度都要考虑的问题。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当然引起很多讨论,我理解前辈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面临的是他可能很多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是社......
亲爱的读者：
这些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扭转政府对社会、对民众权力过大（主要是不受制约）责任过小（主要是不可问责）的积弊，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就前者而言，如“孙志刚事件”后强制收容法正式废除，对“无证”的外来打工者 “查获”后一般是改拘禁为罚款，许多地方开始实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救济新政，开始了从“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旧济贫法”向“穷人有流动之权，政府有救济之责”的“新济贫法”过渡的进程。就后者而言，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开始成为热门话题。所谓行政改革中的“问责”制虽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上级问下级之责，公民对政府问责的体制远未形成，但公民对政府问责的声音已经可以出现。特别是近年......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
什么是“中国模式”？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什么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
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