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种”推广变奏曲

“晋杂五，晋杂五，种一亩来得两亩。”

                                  ——官方宣传

“晋杂五，晋杂五，又难吃来又难煮。”

                                  ——民谣

“怀疑者是“不顾大局”，

反对者是“阶级敌人”

wg时期我国农民体能付出与食物营养-热量的摄入之平衡发生不利于农民的变化。“产量增加反倒吃不饱”的最深根源，其实就在这里。那时杂交高粱这种“高产”庄稼的兴衰，就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从理论上讲，杂交高粱本是大有可为的。高粱属于C4类碳固定植物，其光合作用效率在理论上为粮食作物中之最，高于水稻、小麦等C3类植物。开发高粱的这种潜力本是各国科学家热衷的课题。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学森“光合作用理论转换率”一旦被政治所利用为“亩产十万斤”背书，就会造成荒唐灾难一样，wg中杂交高粱变成政治运动也带来了严重后果。

而在杂交高粱中，那时最出名的就是“明星良种”晋杂五号。它是一种由三系配套制成的杂交一代组合。正如当时水稻等都时兴矮杆一样，晋杂五号也是矮杆大穗而有“矮粱”之称。据说它可以大面积亩产千斤，小面积甚至可达两千斤。这种宣传有些夸张，但“矮粱”比常规高粱明显增产是真的。

晋杂五号其实在1965年已经育成，本身不能算是“文革成果”。文革中把它吹成是“抵抗帝修反的封锁，自力更生开发”的东西、说成是“m群众路线战胜刘少奇专家路线”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高粱杂交优势开发中最关键的一步——不育系的育成（相当于后来杂交水稻中袁隆平李必湖对“野败”的发现）完全是美国人搞出来的。

美国人用西非高粱与南非高粱反复杂交异变产生不育性，形成TX3197A不育系，1956年徐冠仁先生在美国学成后携种回国，直到1980年，中国的所有杂交高粱都依托于这一“美国袁隆平”的发明。而从1956到1965年，杂交高粱在中国的三系配套和晋杂五号的产生，也都是“专家路线”的产物，没“群众路线”什么事。现在看来晋杂五号有很大弊病，但是假如不搞后来那种“运动群众”、大轰大嗡强制推广，只是作为一种科研资料为进一步的研究作积累，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晋杂五号真正大红大紫，“为革命大种晋杂五号”变成全国性的强制推广运动，则是在wg时期。从1968年山西“武斗”告一段落后，推广晋杂五号便成为该省“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抓手。“推广杂交高粱的伟大意义”包括“m思想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贯彻伟大领袖伟大战略方针的积极措施”、“根本扭转农业低产的关键”，而对此的怀疑和消极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行为。

由中科院署名的一本书中，声称“走资派”刘少奇“用资产阶级专家路线对抗m的群众路线，把杂交高粱也要砍掉”。所以对杂交高粱的态度就意味着你是跟m，还是跟刘少奇，是“革命同志”，还是“阶级敌人”？

该书还断言：“搞好制种要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不准怀疑，更不准反对。“对制种抱怀疑，就是从‘私’字出发，不顾大局”；而如果反对制种，那就是“敌人”，要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当时从山西到全国，都在为晋杂五号大造舆论。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我国图书出版业除了领袖语录和政治读物外几乎荒漠一片的情况下，两类“科技书”却出得热火朝天，一类是中草药和“新医疗法”，另一类就是以杂交高粱为代表的农科书了。仅我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在1969-1972年间就出版了6种有关杂交高粱的书，甚至为了普及，还由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两本小开本连环画——1969年的《杂交高粱向阳红》和1972年的《杂交高粱》——堂堂中科院遗传所和高大上的科学出版社居然连续推出“小人书”，历史上大概也仅有此例吧。   

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1969年起，河北、山西、辽宁和北京郊区等地相继下达指令,要求农民大种晋杂五号，一些地方甚至刨掉已经长到一人高的玉米,改种杂交高粱。而从1971年起，晋杂五号更被当做“解放生产力”的样板，大规模地推广到全国南北方的18个省（一说20多个省），其中也包括历来不怎么种高粱的广东、广西与湖南等。1973年在高粱面积因政治气候而扩大的背景下，晋杂五号已占全国高粱种植面积一半。高峰时期全国高粱面积70%以上、山西的90%以上都是杂交高粱，其中仅晋杂五号就达1500万亩，超过了全国高粱面积的一半，并被推荐给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和朝鲜等当时中国的友好国家。

我没有见识过这种奇葩作物，但由于当时声势浩大，出版了许多推介读物，作为那时的“业余农科控”我也读过介绍它的小册子——那是一本广东农林学院编的书《杂交高粱的选育和栽培》，可见广东也在推广它。后来我才知道在1971-73年，田林县的“三分之一”地区也引进了晋杂五号这种“良种”，但那时我在深山中的平塘，竟无所闻，更无所与。按县志的说法，在我们县推广三年后，“由于杂交高粱品质较差，人们不愿意吃，因此停止推广。”

《杂交高粱的选育和栽培》

“马都不吃”的杂交高粱

其实“品质较差”说得很客气了。按当时的做法，一般的难吃只要政治正确，人们也就忍受了，我们不就吃过“脱粒机增产”的霉谷吗？

但是这杂交高粱……怎么说呢？当时北方有种传言，说它最初是作为饲料研发的。后来证明这是谣言，因为从动机而言它确实是为解决人吃饭而推广的，但从效果来说它甚至难以作饲料！我曾经问过出身农家、当时曾在辽西农村当过大队会计的著名学者丛日云教授：听说晋杂五号用来喂马，马都不爱吃？丛教授答：“不是不爱吃，是马根本就不吃！”他说由于杂交高粱粗粝太甚，颇有农民吃后出现胃穿孔、溃疡加剧等病而死，农民说是“吃了烧心”，“胀死的”。那状态，几乎就跟传说饥荒时代吃“观音土”差不多！

后来发现，关于晋杂五号极度难吃、甚至吃死过人的回忆在网上有很多。它们都可以作为丛教授所说的印证：

一些回忆作品把这种高粱形容为传统猎枪打出的“枪砂”,“抓起一把扔人脸上,能打出血”。而另一些则描绘得更生动：

（晋杂五号）“高粱粒被大大的壳紧紧地包裹着，加工时，根本无法脱粒。人们只能连壳带籽粒一起吃，又涩又红，口感极差。因为它的外壳大又坚硬，像睁不开的眼睛，所以，人们给这晋杂五号高粱取外号叫‘大眼皮’。……那年月，虽然经常挨饿，可是谁都不愿意吃大眼皮高粱，因为它不光难吃，有的人吃了它就犯胃疼病。……吃着‘大眼皮’高粱，跟吃高粱糠没啥两样，用这样的高粱做粥做汤，粘乎乎的，又苦又涩，甚至连猪狗都不爱吃。……吃了一年的‘大眼皮’后，人们对‘晋杂五号’高粱没有一点好印象了，一致认为：晋杂五号就算是丰收了，也不能再种了。它极差的口感没法和老产品种的高粱比，人们实在是吃够了。打那以后，村里就没再种晋杂五号高粱。但‘大眼皮’却天天挂在大人和孩子们的嘴上，因为它留给人记忆太深了。”

“早先红高粱，白高粱，碾个十来圈儿就出米了。可“晋杂五号”高粱壳子咋整也整不掉。……队长毛了，撂下活计亲自赶驴也碾不掉壳子！说不行就拉集上磨去吧。家家又排号跟队上拿人工换驴工。大老爷们请假，驮着“晋杂五号”走出十来里地找碾米机。可是花着银子耽误工，晋杂五号的壳子还是咋磨也磨不利索！黑壳子死死地糊在高粱上。磨得好歹看过去眼儿了，心思戴点儿壳子驮回家让老娘们儿多淘两遍米就有了，要不咋整？哪承想家家做饭的都说，淘米时咋洗咋搓巴，黑壳子就是不掉。寻思豁出来多耗点儿功夫在锅里牢实地煮，可把米壳分开了，壳子还是和饭掺合一起在锅里翻滚，拿笊篱根本就撇不出来。最膈应人的是做出来的饭难吃。熬粥水拉吧唧没米汤不黏糊，捞干饭渣不拉沙，嚼不出饭味儿！口口都得吐壳子。你就看吧，吐得满桌子黑糊糊的一层高粱壳子。气的屯中爷们儿直骂大街。说哪个瘪犊子琢磨出来的？这丧巴人的“戴帽高粱”！真他妈的缺八辈子损德！他养活孩子也没屁眼儿！更有那会算账的精细人干活时偷着嘀咕，这“戴帽高粱”真她妈坑人啊！一斤顶多出七个米！（就是一斤高粱只能磨出7两米--比传统高粱少出2两来米！）不久就传出了顺口溜“晋杂五，晋杂五 难吃又难煮”。最可恶的是打那以后，三天两头有人告假 “肚子疼闹不自在”，花插闹“心口疼”的也多了。后来就闹盲肠炎，拉不下粑粑了……。老人们就嘀咕，为啥咱打老辈子种的好好的大白高粱就不让种了呢？！”

高粱脱壳

长城下的“百家姓村”

当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杂交高粱难民”，确切地说是“逃避晋杂五号的移民”。

北京密云县古北口长城脚下的河西村是个著名的杂姓移民村，号称“百家姓村”。但村史调查表明：该村过去姓氏虽多，并没有超过百个。“最终导致其达到130个（姓氏）惊人数字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政策：种高粱。”村史说：1971年推广晋杂五号，河北、山西等省相继下令强迫农民刨掉已种下的玉米,改种杂交高粱。“这种高粱产量虽高,做成的饭食却难吃。不但难以下咽,更难以消化，”令这些地方的百姓不堪其苦。

“制种要靠阶级斗争”

坏人散布谣言，说杂交高粱不好

而这时“作为商人的后代,历经无数风雨变故的河西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胆量和权变:他们在河套地的周围种上一圈高粱,中间还种水稻。领导下来检查,就被蒙混过关。在周边村镇咬着牙咽下硬邦邦的高粱粒时,河西人却在悄无声息地、美美地吃着大米饭。周围地区,尤其是推行杂交高粱最严厉的河北,几个县的姑娘纷纷托人介绍嫁到河西村。村中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现在55岁左右的主妇,多是那一时期嫁过来的‘河北媳妇’,她们带来了大约40个姓氏。‘当时来的时候,全都面黄精瘦的。过一年,别看都是小媳妇了,一个个都白里透红,比当姑娘时候还水灵。’一位老村民说。

与此有关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四百五十年前,名将戚继光调任此处总兵。他重修了长城,将其向北推了一公里。这一推,古北口就从‘口外’变成了‘口内’。若无戚继光此举,今天的这里将属于河北地界。那就逃不掉河北当年强推杂交高粱的厉政,难以蒙混领导,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外来媳妇和姓氏了。”

古北口河西村——百家姓村

 “产量挂帅、粗粝无碍”

晋杂五号不仅单宁含量高，味道苦涩，麸壳一体无法脱粒，等于逼着人连壳吃。而且正如“难吃”与乏营养间的自然相关，它的营养成分也更为不堪，除了一些“直链淀粉”外就是粗纤维——这里要纠正一种误解：如今时兴“吃粗粮”，有人便宣传“富含粗纤维”作为一种优点。其实正如“腐殖酸”不等于腐殖物、粗粮也不等于“粗粝”一样，营养过剩时代人们欣赏的“膳食纤维”也不等于“粗纤维”，且不说“膳食纤维”也并非越多越好。即便在营养过剩的今天，如果“富含粗纤维”就是优点，那人们也不用吃什么杂粮，直接吃草啃芦苇就得了！

而晋杂五号的粗纤维就是如此。它根本就没法消化，强咽下去也就是哄肚皮而已。当然，如今所说的膳食纤维也是难以消化吸收的，但是据说它在排出时能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其他营养，所以号称“肠道清理工”。但是晋杂五号的那些“粗粝纤维”不仅没法消化，甚至不易排出，不是清理而往往是堵塞消化道。所以有人说：吃晋杂五号最好的结果是怎么吃还怎么拉，而最糟的结果就是吃了拉不出，活活给胀死了。

但就因为它“高产”，wg期间就不顾一切强行推广。据说在传统上盛产小麦、很少种高粱的晋南地区，陈永贵也曾亲自去强推晋杂五号，还说就是要打破“晋南人吃白面”的劣习！好在晋南人不愿自杀，他们就像上面讲的河西村那样“蒙混过关”，否则真用这样的“高产粗粝”完全取代了“低产膏粱”，晋南恐怕要发生饥荒了！

为什么会培育出这么奇葩的“良种”？如前所述，晋杂五号的不育系其实是从美国引进的TX3197A，但美国却没有出现“晋杂五号现象”，一些阴谋论者是不是会说：那是“美国袁隆平”在故意害我们？“革命警惕性”高涨到极点的文革时代，怎么也没发现这一“阴谋”呢？

其实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这边的三系配套选择。杂交水稻就是选择东南亚优质稻作为恢复系，所以初时非常可口。但杂交高粱却相反，我们从一些科研报告看到，直到1980年代初，有关科研机构对多个高粱品种的筛选和优势比较还是只看茎秆重、株高、干物质、穗长、千粒重、干穗重和穗粒重等与产量相关的指标，而不做营养成分和可食性的考量。而这当然也不能怨科学家们。事实上就算他们培育出了好吃的品种，只要产量满足不了领导的要求，影响了他们当时主要以单一产量指标来体现的政绩（“跨纲要”、“过黄河”等），那么这些品种就不可能推广，至少不会像晋杂五号那样被高强度地推广，也不可能取代晋杂五号的地位。

换言之，什么样的品种应该推广，在当时那种体制下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育种专家能够决定的。其实我们从资料上看到，早在1970年代中期，农民对晋杂五号单宁高和着壳率高两大要害的抱怨就已非常强烈，而且科研专家也已经培育出了这两方面表现更好的高粱品种。但是由于有关方面“产量挂帅、粗粝无碍”的思维一直存在，晋杂五号的种植面积仍然长期居首。直到改革时期农民有了种植自主权，这种声名狼藉的“良种”才很快被淘汰。

70年代， 广西青年在地里研究如何改良高粱

与这些东西相比，我们田林县单改双、去粳糯、籼稻化等等导致的量增质降，就不算什么了。而变成粮食产量数字后，它们自然都成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眼中的辉煌成就。

（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