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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彼得堡是俄罗斯的骄傲,它与莫斯科迥然不同的欧洲色彩的建筑使每一个到过彼得堡的人都为之所陶醉和赞叹,人们在领略波罗的海刺骨寒风和白昼节的愉悦的时候,也同样感受到它欧化和自由的特点。俄国人都知道彼得堡的开放程度、自由化程度与莫斯科鲜明不同,它也是俄国的向外“透气的窗口”,被现在的俄国人称为“俄罗斯的大脑”的“西化”城市。沙俄时代所有外省的知识分子、流放的人对回到彼得堡梦寐以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了10年以后未能回到彼得堡不惜低声下气地向沙皇求助。
 
提到大城市的建立,人们喜欢套用一句俗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这句话用在彼得堡却不恰当,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以彼得大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它既不是西欧的自治城市,也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动用全国的力量在短期内快速建成的。利哈乔夫说:彼得大帝是在“累累尸骨上造就的彼得堡”,说它是“强制计划的先导”、“非人道的现代化的典范”一点也不夸张。
 
15世纪时涅瓦河畔的这块地方只是一片泥泞的沼泽,是涅瓦河口的一个小渔村,每公里不到3个人。在彼得一世正式登基的1698年这里只有不到400户人家,有居民1500人。彼得从欧洲转了一圈后大笔一挥,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座出海口城市。他自信可以创造出一个神话,可以用国家命令的方式凭空建立起“一座令欧洲人都惊讶的魔幻城市”。
彼得大帝决定在波罗的海边建一座城市
 
1710年从附近的地区征调了4720工匠为第一批彼得堡的永久公民,从1709年开始每年征4万人去修彼得堡,这还不包括石匠和制砖工人。1710年为了铺设城市街道,彼得下令所在居民每人必须完成上交100块石头的任务,共收集到826400块石头,据此推算当时大约有8000人,750-800户人家,每一艘到来的船只必须运30块街石,1711年政府强令各省派出从事建筑业技工支援彼得堡。
 
1717年政府要求居民上交“古旧和稀罕物”来凸显其文化品味,并派人到各地购买古典雕塑,尤其是以希腊罗马时代的为上乘。1719年沙皇使臣发现了一尊公元二世纪罗马大理石雕像,罗马教皇严禁运出,彼得专门派经验丰富的拉库金斯基与其交涉,最后是以利维尔修道院的一个圣女干尸作为交换才把雕像运回彼得堡。还派荷兰大使库拉金到西欧各地收罗以往战争中被别国夺去的俄老式大炮,1720年梅塞斯密特博士率领一个考察队去西伯利亚收集奇禽异兽和古老文物。
1705、1717、1720年的彼得堡(从上至下)
 
1714年沙皇下令把350名贵族、300名商人、300名工匠强制迁往彼得堡,并限期半年自行建造住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减少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吞吐量,原来这两地的比例关系是2:1,1716年法律规定全部的外销商品中必须有1/6从彼得堡输出,1720规定彼得堡输出的商品完全免税,进口税降低3/5,商品交易完全由国家垄断,1724年开到彼得堡港的外国船有180艘,同一时期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只只有50艘。强迫所有的阶层迁移到此地。人们说“彼得之城”不是一天天成长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成长,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因此彼得一世被称为“第一位布尔什维克”。普京对彼得评价很高,他说“我的办公室里只挂彼得大帝的画像,我对彼得大帝深怀敬意”。
 
彼得去世前,彼得堡有人口4万人,仅次于莫斯科位居第二位,1750年达到约10万人。当局调拨国有农民创造国家工厂,这些人的身份仍是“农奴工人”,后来大部分转变为“永久工人”,成为近代工人的先驱。摆脱农奴身份的自由雇用工人要到在19世纪初才批量出现。1801-1857彼得堡的农民工从50454上升到202847,1869年的资料说明注册的农民打工者来自31个省,绝大多数是季节性工人。19世纪60年代彼得堡人口中的农民占35%,绝大多数从事非农产业,比如种植蔬菜和经济类作物,从事运输、加工、服务业居多。
 
展期以来彼得堡的经济发展总水平是俄国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工商业发展指数超过所有其它城市的总和,农民在城市中居住时间逐渐提高,1910年彼得堡的100·84万农民中有将近一半49·13万已经居住5年以上,33·22万居住达10年以上,1882-1912彼得堡本地出生的农民从8·79万上升到32·42万,19世纪60年代,男性识字人口61%,19世纪末达到74%。1860年彼得堡机器制造业的工人和产值分别占全俄的56%和91%,外地务工者家庭中的妇女未生育过的有11%。
 
1724年沙皇亲自制定外贸关税法,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彼得去世后的1726年,出口货物的价值是进口的将近2倍,输出269万卢布,输入158万卢布,南来北往的货物交易不仅带来的是商品,也带来了各种思想。城市设施初见端倪,1721全城共有595盏路灯,是当时俄国有路灯最多的城市,使用的是大麻籽油灯,注满一次可点亮5-6个小时。20世纪初年俄18%的城市有自来水,3·5%的城市有排水系统。
 
彼得堡统一规划政府机关和商业区,12个部委按照统一格局建造成三层楼房,每一个衙门占地面积大小相当,格局统一。海军部的造船厂18世纪20年代的10年里造了100艘炮舰,造船厂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万人。1724年用没收来的修道院的资金打造了拥有32艘巡洋舰和100艘炮舰的波罗的海舰队,与欧洲海洋大国有一拼。
俘获4艘瑞典护卫舰, 1720
 
为了打造欧洲式皇家园林,按照凡尔赛宫的图纸修造后建造夏宫。夏宫园林的道路、修剪的乔木、球形灌木、花坛、雕像、喷水池、池塘、圆柱、亭子、游廊、各种建筑物参照了哈布斯堡王朝各处的宫殿。树苗是从荷兰买进的,石膏、大理石雕像、假山是从意大利、威尼斯、英国等处运来的,
涅瓦河畔的夏宫
 
1718年彼得在上流社会倡导一种对俄国来说新的交际娱乐活动——盛妆舞会,沙皇亲自拟定舞会的章程和来宾的行为守则,以及轮流举办舞会的显贵名单,邀请参加舞会的人都是经过沙皇挑选的军官、显贵、外国学者等等,所有来参加舞会的男式要求最好有盛装的女伴陪同,并提倡贵族的大家闺秀穿西方坦胸露背的束腰装参加社交活动,舞会一般从下午四点持续到晚上十点。
 
社会时尚提倡贵族家庭放弃俄传统风俗而接受欧式生活礼节。1717年俄国贵族社会行为范本《治家格言》就是从德文译过来的。彼得大帝强迫贵族说外语,规定贵族社交场合必须讲外语,不会讲外语或者外语说得不好就会得到众人的嘲笑。经年累月贵族精通各种外语,母语俄语反而很差。先是以说德语为时髦,法国大革命以后俄国成为旧贵族的避难地大批的涌入,贵族家家聘用法语家教。
 
1797年保罗一世把孔杰王子的整个军团都接纳到俄国服役,他们把法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带进俄国,19世纪又以说法语成为时髦。官场上如果讲俄语会被人耻笑,在彼得堡的沙龙里处处可见各种外语可以混着讲,就是不讲俄语,一般在贵族开会时第一语言是法语,有时候会出现先用法语讲一遍,再用俄语翻译一遍的奇怪场景。有些贵族宁愿接受家庭教师,也不愿把孩子送到没有贵族公寓的莫斯科大学,以至于到19世纪亚历山大一世专门下令禁止国务会议成员用法语发言。
 
1724年俄国批准建立科学院,建成后每年拨给经费2·5万卢布,俄国通信院院士卡列耶夫(1850-1931)在《论俄国科学精神》中说:“在俄国,科学是由政府来扶植的,政府把学者视为某个行政单位的官员,他们犹如担任公职的人,”俄国不要说人文科学就连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官办的。
 
距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和张广翔的《18-19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此后彼得堡一直保持着“异族人”的高比例,1869年德国人45600,占彼得堡人口的6·8%,芬兰人是1·8万,占2·7%,波兰人5100,占0·8%,法国人3100,占0·5%,鞑靼人2000,占0·3%,英国人2100,占0·3%,外国人总数达17·1%,与莫斯科相比彼得堡的人口组成要复杂多,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使大量外国人涌入,彼得堡以及整个彼得堡省的经济发展为非农行业所左右,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很大,临时打工者和滞留移民1820年就达40万。
 
俄国贵族虽然口头上反对当欧洲的“跟屁虫”,但是愿意享受西欧的生活习俗。在彼得堡居住着大量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和天主教、新教徒,他们把欧洲的生活婚姻习俗带到了这里,“整个彼得堡时期都被笼罩在德国人内在的和外在的影响下”。比如彼得堡晚婚、低结婚率、未婚女子比例都很。19世纪上半叶两个首都婚姻模式发生变化显著,比如初婚的年龄从原来的16-18岁,推迟到男性平均30·5岁,女性25·5岁。女性的独身者比例大大上升,从原来的1%上要8%,离异者的人数占到城市总人口的0·18%,女性的堕胎人数和控制生育能力加大,而且越是等级高的家庭生育次数越少,彼得堡的人口出生率从1861-1865年的3·8%下降到2·6%。
影视剧中的俄国皇家舞会
 
另一个特点是彼得堡的公职人员数量增加很快,从1804年5416增加到1843年的13528,1809年颁布官僚考试法令以后,受教育者形如管理阶层和升迁的机会人数大大增多,大学生可以从12品官做起,学士从10品做起,硕士9品,博士8品,公职人员大多数非贵族出身,特权等级(贵族和中上层官吏)占10%,为统治阶级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商人阶层1862年1·9万,1881年上升到4·3万,加上工业资产阶级的3·2万人,占到12%,外籍军官的数目超过全部军官的1/3,
 
留胡须要出钱购买留须权,商人每年100卢布,贵族和官吏每年60卢布,城市居民30卢布,农民每次进城出城缴纳一戈比,并为农民特制了一个小铜牌,正面画这大胡子的图案,反面写着:须税凭证,
 
城市是独立行政单位,行政长官市市长和警察总监,司法机关是市政局,市长和市政局的成员由城市会议选出,该会议原则上由全体市民组成,凡25岁以上年收入不低于50卢布的市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财产资格事实起点远远高于此,比如莫斯科市20世纪初的财产资格是5000卢布,城市的居民持有专门委员会颁发的市民证书,注明家庭和财产状况,以此凭证纳税并享受城市的待遇,城市的管理是由城市会议选举出的市杜马组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科学、交通、教育、卫生事业的需求,市政管理也从原来的收税、治安两项的警察式管理向社会服务性转变,
 
带有斯拉夫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彼得堡这座城市的心理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它被看作是“阿里曼”(古波斯宗教中的罪恶之神),认为它离开了俄国质朴的乡村土壤、是被西方的污泥浊水浸泡的罪恶之称。它体现的是西方式消费性的美学、充满了商业的功利而没有俄罗斯的根基、没有俄罗斯的自然、没有俄罗斯的精神,是对质朴的俄罗斯致命的伤害。它所散发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商业主义、都市化、布尔乔亚主义、庸俗主义、利己主义、都于乡土俄罗斯格格不入。但同时又承认彼得堡的文化地位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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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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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9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之知识界人物。 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耕耘者言》、《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等书,并与金雁合著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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