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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粮食增产”与中国式“卢德运动”

 
  
数字背后的故事(下)
 
   “抓三分之一”带动了机械脱粒
 
  与手扶拖拉机和插秧机相比,我记忆中最让人受不了的“政治机械化”还是1975年前后推行的“动力脱粒机”。但有趣的是,如果说对于人力插秧机的效果田林县志上还有抱怨的记载,对于手拖主要跑运输也有相当准确的记录,对脱粒机则完全没有任何负面的言述。县志上对此事记载的全文如下:
 
  “动力打谷机在1967年开始使用,百色产,共11台。动力打谷机脱粒干净,损失少,谷粒破碎少,工效高(日可脱粒1.33公顷),集体经营很合算。1977年是动力脱粒面积最多的年份,脱粒面积达1033.73公顷。拥有量最多的是1978年,达350台。1980年以后,拥有量逐年减少,到1988年,不再使用。”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动力脱粒机(县志称为打谷机)适合集体经济,农业恢复个体经济后就被淘汰了。这当然不能算错。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比这复杂多了。
 
  应该说,与水稻插秧乃至犁地、收割相比,谷物脱粒在世界农业机械化史上属于最早实现突破的领域,技术是完全成熟的。在英美等国,早在蒸汽机时代就已经普遍实行了机械化脱粒。在我国的一些平原地区,传统上谷物收割后是连同秸秆一起送到专门的场地(所谓打谷场)集中脱粒,同时回收秸秆作为饲料或燃料。这种固定的场地使用脱粒机最为适宜,尤其是有电的农村,在场地上使用电动脱粒机应当说是非常方便的。
 
1816年手动脱粒机结构图
 
  可是在我们曾经务农的那个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的地区,一方面耕地分散,东一块西一块距村往往很远,加之坡陡路狭运输困难,绝大部分地方不要说车辆,就连用低位禾架来人力挑运带秸秆的庄稼都困难,而只能使用高位的穿担谷筐乃至背篓,这种方式只宜挑谷,没法运送连秸带穗的禾捆。另一方面,那个植被繁茂的亚热带山林地区砍柴相对方便,饲草也比较丰富,农民并不用秸秆做燃料和饲料。所以那里历来不采用场地脱粒,而采用田间就地脱粒,弃置秸秆,只运回谷物的办法。传统上,对易于摔打脱粒的水稻,通常使用可以随时搬动的打谷桶;玉米与多数地区一样是摘苞收获;较难脱粒的旱稻(即“山谷”,滇黔桂边区的一种地方性传统旱地作物)则用当地特有的一种“掌中刀”割下穗头带走;而穗头小、又难以摔打脱粒的小麦,虽经当时政府作为冬种作物大力动员推广,仍然不为农民所接受,实际种植极少,主要原因也是田间脱粒困难。
 
  可见以当时的情况,在这里实行集中的场地脱粒根本不现实。wg前在相对平坦的河谷区推广比较轻便的人力打谷机,农民还勉强接受。wg中推广了上千台,改革后小农户仍然使用的也还保持一两百台。至于笨重的动力脱粒机,在县城附近通电的农村用作场地脱粒,都已十分困难,没电的地方以前是不考虑的。1967年,我县头一次购入11台动力脱粒机后,碰到“派战”升级,当权者忙于镇压反对派而无暇“指挥”生产,次年就只有6台还在用,1969年“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加大了工作力度,动力脱粒机也只用了8台,此后直到1972年也只有39台。
 
  然而到了1975-1977年,我县推广动力脱粒机的力度骤然加大,使用量一下子跃升到342台。而我插队的平宜村,就是重点的推广村。
 
  当时,这种“任务”是通过所谓“抓三分之一”来下达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极少有人懂得“三分之一”这个普通的分数在wg时期的特有含义,以及“抓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工作队”这些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用语。
 
  1969年m曾有著名语录:“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这是针对过去的“以点带面”而言。过去只派工作队“抓点”树典型,然后做一般性的号召推广。m认为这样做力度不够,派工作队的范围从“抓点”扩大到“抓三分之一”,以致当时农村有相当大的部分(其实往往超过三分之一)社队都时常有工作队或下乡干部派驻,督促农民和基层干部完成上面交办的种种任务——往往是农民缺乏兴趣乃至很不情愿的那些任务。除了“批林批孔”、“学习小靳庄”这类纯粹的政治秀之外,那些年里我们这里推广插秧机、脱粒机乃至“谷物风干机”和其他科技成果,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平心而论,许多“抓三分之一”的干部与当时的我一样都想把农村搞好。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处的不错,他们有的为我外出治眼病申请了补助,有的关心过我的“组织进步”。但作为一种体制,我也深深感到他们给基层传递下来的“上面”压力。
 
   抬着脱粒机满山转
 
  一般说来,机械化的主要好处应该是减轻劳累,特别是到脱粒环节庄稼生长过程已经结束,如果说耕耙插秧植保还关系到产量高低,那么到作物收获时产量已成定局,就算机械脱粒可以精打细收比手工打谷脱得干净,做到颗粒归仓,也不至于“增产”很多吧。而且如果在场地集中脱粒,在庄稼同样可以运到场地的条件下,机器脱粒比人力打谷更省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这一年明显强化推广力度的理由,现在可以说非常奇葩:据说上面通过试点发现,机械脱粒可以“增产”粮食10%以上。而且,以前推广的开敞式人力打谷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现在推广的喂入式动力脱粒机可以做到!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待后述。
 
  而既然机械脱粒的好处不在于省力而在于“增产”,当然就不考虑场地脱粒还是田间脱粒了。在不能进行场地脱粒的情况下,“上面”仍然要求我们田间脱粒也必须用脱粒机。于是在工作队的督促下,农民不得不把比打谷桶笨重得多的铁家伙脱粒机到处搬运,在各个田块上开机脱粒。
 
  那时绝大部分农村没有动力电源(一些村包括我们平宜虽有几个千瓦的“小水电”,这种电只能用于照明,不能提供动力),事实上即便有动力电,也不可能把电线拉到每个田块,所以只能用柴油机代替电动机作为脱粒机动力。而相同功率的柴油机连带燃油,要比电动机重得多。人们费尽力气把脱粒机和柴油机抬上山,尽管把就近田块的稻子也送过来(谷桶打谷是不必如此的),还是脱不了几分钟就完了,又得把机器抬到另一处。这样抬着沉重机器满山转,加上额外运送带秸秆稻株的费力,比用打谷桶不知辛苦多少倍!
 
我们当年使用的大致类似于这种喂入式滚筒脱粒机
 
  “上面”其实也知道这种情况,所以那时宣传脱粒机的好处时强调的不是“机械化”省力高效,而是说机械脱粒可以“提高产量”。但恰恰正是这一点,比抬机器的费力更令农民苦恼。
 
  其实如果“提高产量”仅指颗粒归仓(我们原来都这么理解),那么这种“机脱”方式适得其反。因为当地稻谷原来适应打谷桶,成熟后都是比较容易掉粒的。割了就打的话这是个优点,但割了还要搬运(尽管不是运回村里而只是运到附近田块的脱粒机上,还是比可以随时拖到身边的谷桶远多了),那途中掉粒的损失就令人心疼了。
 
  但是,机器脱粒“提高产量”居然是“真的”!原来,这种喂入式脱粒机确实厉害,它使用滚筒梳齿脱粒,梳咬力被设计得非常强(而且不可调),能把人工打谷打不下来的瘪谷、粃谷都“刮”下来,甚至高速滚筒把一些秸秆稻叶都搅成了碎末混在谷子里,那确实是比打谷桶打的“产量”高了不少,可是这些东西能吃吗?
 
  然而“上面”不管这些,他们派来工作队田间一称,就上报了“增产”政绩。我记得,那时原来用打谷桶只能打出三筐稻谷的田块,用“机脱”差不多可以装四筐——当然由于混杂有粃谷和碎秸末,每筐都会比原来轻,但四筐总重比原来高出10%,应该不算太夸张?
 
  可是,那一年国家粮所向农民“征购”(“征粮”即农业税,低价“义务交售”的“购粮”有规定的任务,其实也是变相的赋税)的粮食却要求扬干簸净、颗粒饱满、绝无杂物。由于征购任务是根据产量按比例确定,所谓的“增产”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民负担。
 
   粮所拒收“增产”谷,社员得吃霉变米
 
  这还不说,最怪的是,当时粮所对脱粒机打下的稻谷(那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即便是扬干簸净的也常常拒收。这就是那年“机械化”最令农民痛苦的一点:因为当时那种脱粒机的高速滚筒搅劲太大,往往导致机器里出来的相当部分稻谷谷壳破裂,有些谷粒甚至白米都露出来了。而微生物经由破损处侵入,就很容易导致霉变。当时无论“公家”还是农户,对水稻的计产都是算谷不算米,储存也是存谷不存米,那就是因为完整且保持活性的谷壳(连同壳内米粒的完整外膜)有保鲜防霉作用,在含水量相同的条件下,谷壳完整的稻谷霉变速度、霉变率和霉谷中黄曲霉毒素的含量都比谷壳破裂的稻谷低很多,便于粮食的长期保管。
 
  可是脱粒机出来的稻谷就丧失了这个作用。这种稻谷谷壳破损率很高,防霉活性破坏严重,因此很难保管。从直观上讲,当时从脱粒机中出来的新谷不仅“皮开肉绽”而且混杂很多秸秆碎末,如果不及时处理,第二天就会发出酸霉味。南方本来多雨,“三夏”大忙时又恰逢雨季,往往长时间阴雨连绵,稻谷很难彻底晒干。在这种高温多雨季节,无论上交粮所的征购粮还是分给农民的口粮,入藏后都还要不时翻晒。而含水的新谷如果谷壳完整保持活性,是可以等待晒干的。但如果谷壳破损,往往来不及彻底晒干就霉变了。
 
  因此国家粮所是拒收这种稻谷的,他们要求农民把打谷桶打出来的稻谷交给国家,脱粒机出来的稻谷留作自己的口粮。而后者不仅霉变率很高,而且霉变速度快。本来按惯例,生产队会将收获的新谷晒至能够初步保存,再作为“夏收分配”分给各家在自己的干栏晒坪和火塘上吊篮里分批处理至干透。但实行“机打”后,队里往往还来不及初晒,新谷就开始霉变。于是只好紧急分下去,让各户赶紧各自处理。尽管各户对自家的口粮会更加着急,但毕竟很多人家晒坪、吊篮有限,分批从容处理半干全壳新谷可以,紧急处理大量高含水的裂壳新谷,就难免措手不及。
 
  于是,这种“农业机械化的成就”便使得农民不但增加了扛着“两机”(脱粒机与柴油机)满山转的劳动强度,增加了农机购买维修和柴油消耗的开支,增加了“增产”导致征购任务增加的负担,更受不了的是,“机械化”还使农民被迫常吃霉变的谷米。简直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有苦不敢言的农民对这种“机械化”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那时脱粒机、柴油机的故障率就特别的高。“两机”三天两头地坏,只有少部分原因是那时农机产品的质量问题,主要还是农民有意无意弄坏或者故意保养、使用不当使其损坏的。我就亲耳听到生产队长交代管理机器的我们一位知青:不要那么认真,坏了算了,免得我们老吃霉米。于是机器坏了也不及时去修,没坏也要弄坏,而农民又乐得“不得已”用上了传统的打谷桶。
 
  当时我就想起了马克思《资本论》里提到的、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卢德运动”,即工人破坏机器(因为它造成工人失业和劳动强度加大)运动。那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剥削的恶果”而写进了我们教科书的啊。
 
“卢德运动”
 
  可是我们却亲身经历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时代卢德运动”,这是怎么回事啊?英国的机器据说是害苦了工人,起码资本家还是得利的(否则私营企业谁去搞这劳什子?)而我们推广的这种“机械化”使农民怨声载道,“公家”难道又得到了真正的好处吗?这到底对谁有利呢?
 
  我现在想,恐怕只有生产这种脱粒机的厂家,由于强制农民购买得以增加机器产量,算是他们的绩效吧。讽刺的是,当时工厂生产农机和农民购买农机国家似乎都有补贴,后来有学者以此为理由否定工业向农民抽取“原始积累”之说,认为农民还是占便宜的一方。但是农民被强制增加了那么多机器的购买,难道不是以自己吃霉米为代价支持了工厂的增产吗?从数字上看,这样的脱粒机使农民“增了产”,而农民的大量购买机器又让工厂得以“增产”,双方似乎都得到了比较好看的数字,这大概就是那时“经济发展”的奥秘吧。
 
   鼓风机何以成为“农业机械”?
 
  农民对脱粒机的反感,尤其是对吃霉米的强烈抱怨,终于使“上面”也察觉了这个问题。但是“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最高指示”是必须落实的;机器脱粒能够“增产”的说法属于“政治正确”,也是不能放弃的。于是到了第二年,不仅照样派人下乡督促农民实行“脱粒机械化”,而且开始用同样的动员方式推行“通风机械化”,并推行农村生产队仓库的改造。具体而言,就是让农民把原来的仓库地板撬掉,改用竹篾竹板或其他透风材料做成夹层地板。同时在仓库墙基上打个洞,墙外装上强力鼓风机,从夹层里向上面的粮堆进行鼓风,以便驱散潮气,风干粮食,据说这样就可以防止霉变。
 
  于是几十年后,我在县志里看到了农业机械中有一项“谷物风干机”的存在:
 
  “谷物风干机,1974年,引进百色地区农机所研制生产的谷物风干机,这种机用电动机带动,风量7.94立方米每秒,40~60平方米的方谷床每次可处理2万公斤左右,4~8米直径圆谷床每次可处理1万公斤左右。风干机拥有量最多是1980年,共48台。1985年减少到9台,到1986年全部停止使用。”
 
  今天的人们可能不明白这“谷物风干机”是什么东东。传统农村经常用的谷物风车,是用于吹去粃糠和瘪谷留下饱满谷粒的工具,其作用类似北方利用自然风的扬场作业,并不是用作干燥的。上网检索“谷物风干机”,绝大多数检出来的都是加热式的“谷物烘干机”或“果蔬风干机”,少数精确检索出来的“谷物风干机”也是以流态床和电子化配风为特征的高大上仓储设备。但是我们当时用的不是这些,其实就是普通工业用的鼓风机,说明书说是电动,其实在我们那里仍然要靠柴油机带动。柴油机脱粒造就了这种极易霉变的稻谷,当时对付的办法就是再烧一次柴油用鼓风机来减少霉变。
 
  这一招好像还是有点渊源的。当年大跃进时我们广西“放卫星”,说是靠高度密植能实现水稻亩产多少万斤,但是稻子种的密不透风,植株都闷烂了,上面就又推出一项新发明,就是用鼓风机向稻田里鼓风“防止烂株”。大跃进的荒唐过去十来年了。比起在大田里安装鼓风机,1970年代这种“仓库鼓风机化运动”就应该不算是太荒唐了。
 
  这种劳民伤财的折腾究竟有何效果?这只要看看引进“风干机”后机器脱粒的动向就可以明白。按上面的本意,风干机如果能够解决问题,机器脱粒仍然应该大发展。但根据县志的记载,大力推广“风干机”的1978年,全县动力脱粒机虽然又增添了8台,达到350台的历史纪录,但过去那种两年翻一倍的势头已经不见,而且该年机器虽然多了几台,“机脱面积”却下降了。从下一年起,脱粒机保有量和机脱面积就双双下降。1980年分田到户后,动力脱粒机与风干机的保有数更是双双暴跌,1987年各自只有2台,下一年就同时归零了。
 
  其实如果仅看上面的数字,似乎有了“谷物风干机”的配套,机械脱粒虽已失去势头,毕竟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账面上的“保有”与实际使用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们村,“仓库鼓风机化”其实无济于事。记得当时工作队派来一位县农机厂技术干部指导我们安装“风干机”,这位wg前入读镇江农机学院的老大学生与我们很谈得来,他就坦率地说这东西“聊胜于无”。确实,仓库虽然按上面的要求搞了竹篾地板,但透风能力有限,谷物又堆得厚,以一台鼓风机向整个仓库送风,没有配风装置又没有循环移动式谷床,风力没法均匀,根本达不到风干防霉的效果。靠仓库鼓风机挽救“脱粒机增产”,就像大跃进时靠田间鼓风机挽救“亩产万斤”一样,只能是镜花水月而已。
 
  真正使农民免除吃霉米之苦的,实际上就是对脱粒机“有而不用”。在我离开那年(1978)两台脱粒机就已经处于常年故障状态。那个时代的很多事都是上面刮来一阵风,风头上逼得很紧,但往往不久就“中心工作转移”了。上面又派来工作队督促农民干另外一些事,原来那些事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我记得上一年的“脱粒机械化”据说已经胜利实现,今年上面又开始折腾别的事(记得是“学习抓纲治国”之类),对农民悄悄又用上打谷桶也管得松了。很多村寨的脱粒机都被扔在仓库里生锈。既然不搞那该死的“机器脱粒”了,粮食霉变也就不再是严重问题。“仓库改造”和通风机械化的大力推广好像也就是那一年的时髦,到了第三年,多数村寨里的脱粒机和鼓风机都一并“光荣退休”,农民又用传统的仓库,储存起用打谷桶人工打下的稻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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