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英国“光荣革命”没有改朝换代，“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北欧的挪威，本来长期属于丹麦和瑞典这两个“王国”，1905年争取到了独立和民主，却仍愿意找个“虚君”。但挪威人大家都是自由公民，谁为君谁是臣啊？于是只好找到他们刚刚摆脱的瑞典，请瑞典“借”个王子来做我们的国王。瑞典人说你们不是闹分家不愿跟我们过了吗，我们懒得管你们的闲事！

　　挪威人只好又去找百年前的主人丹麦，丹麦还好，送了个卡尔王子到挪威，成了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挪威人民“忠君不二”，至今仍然拥戴这丹麦人的子孙为王。他当然什么实权也没有，谁都知道挪威就是个民煮国家。但大家还就愿意供着这家帅男俊女作为国家的体面，在庄重而并不过分豪华的王宫中锦衣玉食，无论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去算计他，更不会有人觊觎他的王位。

哈康七世加冕典礼

奥斯陆皇宫

　　再如东欧的波兰，历史上只有皮亚斯特（960-1386年）和雅盖洛（1386-1668年）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从而实现了“波-立合并”。以后的雅盖洛王朝诸王都是这位皮亚斯特王朝女王的子孙。

　　其实说“嫁给”是按中国的习惯，与欧洲中世纪很多政治婚姻一样，更确切的说法是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皈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系换到了父系而已。

　　在雅盖洛王朝时期，波兰的“封建”越来越甚，王权越来越小，最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795）”取代。但有趣的是：自由选王实行两届后，第三、第四、第五三届国王当选的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此后就再没有该家族的人当选了。所以通常雅盖洛“王朝”被认为延续到1668年，与自由选王的贵族共和国有将近百年的重叠。

　　在这个时期雅盖洛王室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你甚至不能说波兰搞的是“君主立-陷”，因为它的国王并非“虚君”，他由选举产生，实际等于总统。但他又绝非“实君”，实权操于议会。只能说这时的波兰是个“有国王的共和国”。

拉斯基约规插画：国王与参议院

　　如果换成我们中国的概念：明朝灭亡后朱家皇室子孙不仅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选举多次“复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制度也具有“半亚细亚半帝制”特点的俄罗斯。

　　俄国历史的早期也是完全“封建”的。她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862－1598），期间经历帝国分裂、蒙古入侵、实际霸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王公与1547年大公改称沙皇后的统治者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直到末王费多尔死后无嗣，王朝才告终。经过15年混乱后，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16岁的米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因此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全的沙皇砖-制演变，贵族政治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群雄逐鹿”现象也随之发生。这一时期的斯捷潘. 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民变”领袖都曾有“问鼎”之志。而这是“封建”制下的西欧和俄国前期从未有过的现象。

　　但是处于“半封建半官僚制”下的沙皇俄国与基本上是官僚制集-全帝国的中国仍有区别：斯捷潘. 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皇权觊觎者只是假冒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自称拥有真沙皇，而反指莫斯科的沙皇为鱼目混珠，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威而追求“改朝换代”的。而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拉辛在伏尔加河上》

　　到了近代，俄罗斯也一度有过和平的君主立-陷机遇，尤其在1905年，沙皇和维特首相，乃至民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立-陷民主党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革命派”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既难说服庄稼汉，又难说服小市民的。当时沙皇-维特的立-陷计划实际上是“半英国式的”，与立-陷民主党的计划虽有距离，但比清末朝廷的“次于日本式立-陷”和民间立-陷派“英国式立-陷”的距离要小。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谈判破裂，砖-制政府进行镇压，陷-正进程出现逆转。虽然此后这一进程又缓慢启动，但时机已失，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庄稼汉还是小市民都失去了耐心，革命大潮于是席卷而来，和平立-陷的机会丧失了。

　　经历了流血无数的“改朝换代”和更严酷的古拉格时代之后，俄国度过了70多年，终于又走出了极权制度，总体上还算是和平的。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1300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后的民初动乱相比，苏维埃帝国的解体后遗症应该说是轻得多。

　　至今20多年来俄罗斯的陷-正民-煮之路坎坷曲折，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个进程在俄罗斯就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西欧更坎坷，但比在中国的仍有不同。这个现象并不是“宿命”的，但无疑，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介乎西欧与中国之间，使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出现机率。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今天流传甚广的麦迪森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总体上中国的王朝盛世比当时的欧洲繁荣，应该是可信的。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西方的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地区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黑死病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当然，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能同时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明成祖朱棣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