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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推广变奏曲
玉米地劳作老照片
 
“抓三分之一”与“科学种田”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对“科学种田”其实是很强调的。不过无论是化肥、农机还是推广良种,当时都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去推行。具体的做法就是我前面讲的“抓典型”、“以点带面”。而点与面之间的重要环节就是“抓三分之一”。而所谓“三分之一”,通常都是一个行政层级(省地县社)中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这就造成一种两极化的状况:在“三分之一”地区,不仅各级领导的“点”很多,而且“点”外社队也时有领导来往巡视,加之“三分之一工作队”和各类下派干部普遍存在。这里的农民除了有“得风气之先”的好处外,也常常苦于那些不切实际、自以为是的折腾。
 
而在其余“三分之二”的地方,往往就是“科学种田”的死角。这些穷乡僻壤受到“瞎指挥”的折腾相对比较少,但却同时也是科技信息达不到的化外之区。我的朋友,后来成为wg末期广西知青标兵的陈念昆先生,在插队的头几年就生活在那样一个远离公路的、不属于“三分之一”的偏僻小山村。他后来以科学种田出名,我曾向他请教都搞了些什么先进科技,他坦率答道:
 
“实际上,所谓的科学种田是相对我们东力(板桃公社东力大队)的落后山区而言,他们从祖上到现在都是刀耕火种的,种田不放肥,疏疏8X8、IOX8的种植,放的是长流水,田间基本上不作什么护理。加上没有主人意识的‘主人公’,懒颓过日子,所以产量低。我们也仅仅是按书本上所说来做,不懂的就多问一点,多看一点,多想一点而已。若是对平原地区,对农业先进发达的地区,我们哪敢大言不愧的说科学种田。农业推扩站,农学院,杂交水稻的培植才是科学范畴的事情。”
 
他插队的那个山村虽然较少有上面讲的瞎折腾之苦,但也是穷的可怕。用念昆兄的话说:“我也有点不明白,掌握大权的贫下中农们、社员同志们几年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产量这么低,粮食这么少?……这一年,什么能吃的我们都吃了,糠饼、野菜、野芭蕉心,芭蕉头,真的饿惨了,饿怕了。”
 
化肥、良种、农机等等这些概念,在这里就不是“三分之一工作队”,而是陈念昆这些知青给农民带去的了。
 
陈念昆是另一个故事,这里且按下不表。但有一点,由知青,尤其是陈念昆这样的知青来传播科学种田,与领工资的“三分之一工作队”(包括一些有农技背景的工作队干部)推广的科学种田不一样之处,在于前者也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和本村农民一样承担“科学种田”的后果,特别是陈念昆这样曾被逼入人生绝境、失去上调希望的知青更是如此。虽然念昆兄自谦说他的“科学种田”不能与专业农技干部相比,但是像“脱粒机增产,农民吃霉谷”那样的“新技术”,他们是不会去做的(这里丝毫没有抱怨农技干部的意思,他们的专业、好心和努力人所共知。体制的弊病不能怪他们)。曾有公社领导到那里去,要求他们大种双季稻,陈念昆认为当地山高水冷只能种单季,把公社的旨意给顶了回去。
 
而我没他这个能耐。但在田林9年,这两种地方我也都待过:1969-1974年,我在远离县城200里、与隆林交界深山中的平塘公社插队,那里的偏僻蛮荒,有过于陈念昆插队的板桃。我在那里也从没见过什么工作队。而到1974-1978年,由于“李庆霖事件”的影响,全县知青重新布点,平塘的知青全部调到滇黔桂公路边的潞城公社。潞城是1949年前的旧田西县(已废)治所,1974年时虽然已降为公社,也还是田林县的冲要之地,是县里“抓三分之一”的重点地区了。前文说的什么碳铵、氨水、手拖、机插、机脱……等等,我都是在那里经历的。
 
村干部及知青查看稻种
 
禁止“劣种”:糯玉米的遭遇
 
不过,在深山中的平塘,人们虽然很少碰到工作队来推广什么东西,但体制并不会对穷山僻壤就放任自流。比如说种子吧,在潞城我经常碰到上面推广某某良种,在平塘就很少,但却见识过被上面禁止的不少“劣种”。
 
比如说,当时深山里种庄稼兽害严重,野猪、猴子常出来糟蹋玉米,当地有一种祖上传下来的品种,那玉米棒长得歪瓜裂枣其貌不扬,其籽粒有黑色、蓝色或紫色的,据说可使猴子见了以为是霉变的,就不会去吃,以此避免兽害。但是上面不让种这种玉米,说它低产,种了影响产量。而禁了以后当时其实对兽害也没有什么办法,农民只好看着庄稼被糟蹋,有的深山旱地就因此弃种。不过随着生态的改变,现在野兽难觅,早已没有这个问题了。
 
还有糯玉米也是如此,现在人们都知道玉米是美洲新大陆作物,却鲜有人知道糯玉米并非美洲原产,而是玉米传入中国后,在广西、云南一带自然变异和人工选育成的。西方的糯玉米也是清末(1908年)长老会传教士从这里传过去的,所以现在又叫“中国玉米”(Chinese Maize,拉丁学名Zea mays L. sinensis Kulesh也是“蜡质玉米中国种”之意)。田林正处于桂滇糯玉米原生带,地方志记载1940-1950年代曾经盛产糯玉米,品种有白糯、花糯、黄糯、黑糯和平雄糯等,产量曾占当时玉米总产的很大份额。
 
糯玉米今天以味美价高著称,本应算是这里的名优特产。但插队那时,我们只在农民的自留地里见识过它,生产队的大田是禁种的,理由一是产量低,二是太好吃了——如下所述,好吃是那时评价粮食品种的一大“缺点”。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难以置信:当时肯定一种“良种”值得推广,往往要夸它“直链淀粉成分高”、“出饭率高”、“顶饱”。这些说法换成俗语就是“难吃,能抑制食欲”,类似文言的“粗粝”。如果粗粝而又高产,那就绝对是要大力推广、乃至强制推广的良种了。
 
相反,“低产”当然是一个品种需要淘汰的主要理由。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生态原因——比如高寒干旱地区低产难吃但耐寒耐旱的品种就有存在价值,而如果生态并不如此,一种粮食既比别种低产,又比别种难吃,那不用上面提倡,农民自己就会淘汰它,不会让它存留到近代。所以当时与“农民保守思想”作斗争、需要动员淘汰的“传统落后品种”,基本都是好吃而产量较低的。用当时特定的语言说,那就是“支链淀粉成分高”、“太黏软”、“出饭率低”、“不顶饱”,换成俗语就是“好吃可口,会增加食欲”,文言所谓的“膏粱”也就是这个意思——“膏粱子弟”就是吃惯黏软美食的富贵子弟,而“膏粱锦绣”就是“鲜衣美食”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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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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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53年12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2009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之知识界人物。 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耕耘者言》、《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等书,并与金雁合著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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