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主少且小,但恶势力多且大,半数的恶势力又不是地主,其真相距离田园诗何其远也!

作者：侯杨方

认识秦晖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同在哈佛。紧邻Cambridge的是小城Somerville,秦晖经常去这个小城的档案馆阅读地方自治的档案。秦晖的这个习惯实际上源于1980年代早期,虽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也充分领略了那个各种理论、概念旋起旋灭的“文化热年代”,但时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秦晖已经常利用去关中各地函授站辅导的机会查阅了大量的地方档案,尤其是土改前后乃至清代的乡村社会资料。在那个“文化热年代”,秦晖已经利用了计量方法来分析这些资料,研究农民问题,算是一个异数。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与夫人金雁合作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这本著作的旧版秦晖曾经在几年前赠送过我,犹记当时我们还一起讨论了清代的“原额人丁”、土地、赋税等诸多问题。

可能与我的研究领域有关,我对这本著作最感兴趣的就是秦晖提出的“关中模式”(“关中”指陕西省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其最显著特征是“关中无地主”,绝大部分县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不到0.23,地权极为分散,渭南地区80%的人口是中贫农,占有80%的土地,而在土改中被划定的占人口2%左右的地主仅占有5%土地,其他地区情况相似。关中是自耕农的世界,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也非租佃地主,即不以土地出租为业,而主要是雇佣农业工作的经营地主,因此“关中无租佃”(佃农比例低)。按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念,经营地主应该与商品经济的发达呈正相关,但关中的情况并非如此,且经营地主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也并不高于自耕农。

那么这一个“无地主”、“无租佃”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关中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在《宝鸡专区土改工作总结》中有一句结论:“没有地主的乡村同样有封建势力。”当然“封建”一词有太多的歧义,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一个缺乏法治、以官僚、权势为本位的社会,那么这个结论是非常正确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田园诗社会,是一个民风淳朴,自耕自食,与世无争的桃花源,无地主、无租佃的关中似乎与之很吻合,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关中充斥着混迹于黑白两道的

恶势力,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无恶不作,但他们却并不拥有众多的土地,只拥有相当于普通农民的土地规模,因此在土改中关中有“冷分地、热反霸”的特点。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关中土地赋税很重,再加上各种摊派,有的地方一亩土地的赋税与地租率持平,除非有特权规避土地税,否则在这种情况下出租土地并无利润。因此关中的地主几乎都是地方权势人物,先有权势后有土地,否则不是因为沉重的赋税就是因为被恶势力欺压、盘剥而无法维持。

没有权势不可能成为地主,反过来,有了权势未必要成为地主,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盘剥、欺压平民来获得利益,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土地经营。关中地主少且小,恶势力多且大,半数的恶势力又不是地主,这是导致关中无地主、无租佃,是一个自耕农为主体的原因,其真相距离田园诗何其远也!

由于恶势力的存在,普通民众的财产缺乏合法、有效的保护,因此无权者无法进行积累,有权者因随时可以剥夺平民的财产也不需要进行积累,秦晖写道:“这就使得关中地区弥漫着一种积累欲贫乏而消费欲高涨,竞争意识淡漠而身份意识强烈,人人都在等级壁垒中混日子的文化氛围”,如今读到此段文字,尤为触目惊心。

黄宗智认为“过密化”(involution,即随着劳动力不断投入而发生的边际报酬递减)是租佃制或小农制的现象,经营性的地主经济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经营地主可以辞退雇工,而前者却不能“辞退”家庭成员。但关中地区并非如此,关中的一些经营地主在生产中的劳动过度投入与边际劳动报酬递减很可能比当地的小农还高,因为雇工对于地主来说“不用白不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如俄国农民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所指出的,劳动力不会被作为成本要素在农户的经济核算中考虑,劳动力的使用当然也不受边际劳动力报酬递减与比较效益原则约束,只要总产量大于零,在劳动者能承受的极限内就要充分使用他们。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关中模式”提出了质疑,其中胡英泽利用新发现的地册以及田野访谈,对秦晖利用过的清初至民国年间关中东部的地册再研究,认为并不能推导出清初至民国存在“关中模式”。秦晖在新版的序言中对此做了较详细的回应,仍然坚持关中的地权非常分散。因为我没有具体利用这些资料做同样的研究,因此无从判断两者是非,但是根据土改资料,1940年代确实存在着地权分散的“关中模式”,除非此前发生过土地分配的重大变化,否则从逻辑上讲,“关中模式”在清代与民国时期也应存在。